有个曾经做过县官的人，一次在上海听到新学家（指改良派）议论“民权自由”道：
“西洋各国，莫不尊重民权，唯独中国漠视，所以中国百姓痛苦，国力越来越衰弱。”
这个罢官的县令瞪着议论者道：“你们只讲民权，不讲官权，叫你们去做几天官，才知
道难处哩！而且，中国何尝没有民权？只怕中国的民权比外国还利害呢。”
大家便问：“中国的民权在哪里？”
此人答道：“我做知县时，碰到一班抗粮不交的顽劣农民，凭你怎么恐吓镇压，他们总
不肯来交纳租税，你说他们的权力大不大？”
有个曾经做过县官的人，一次在上海听到新学家（指改良派）议论“民权自由”道：
“西洋各国，莫不尊重民权，唯独中国漠视，所以中国百姓痛苦，国力越来越衰弱。”
这个罢官的县令瞪着议论者道：“你们只讲民权，不讲官权，叫你们去做几天官，才知
道难处哩！而且，中国何尝没有民权？只怕中国的民权比外国还利害呢。”
大家便问：“中国的民权在哪里？”
此人答道：“我做知县时，碰到一班抗粮不交的顽劣农民，凭你怎么恐吓镇压，他们总
不肯来交纳租税，你说他们的权力大不大？”